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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粮食安全 中国土豆“主食化”之路仍有四大难关待过

发布时间:2024-08-06 12:54:22 点击量:

  2020年是土豆在中国“主食化”推进的第6年。由于今年粮食安全在全球范围内均引发普遍关注,土豆这个中国的“第四主粮”,也被国人赋予了更多期望。

  最新数据是,2020年,全国土豆种植面积为7000万亩以上,预计产量近9000万吨,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双居全球第一。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土豆产业已站在世界前列。事实上,相较前两年,土豆的种植面积和总产量甚至呈现了轻微下降的态势。

  2015年,中国农业科学院等单位提出了“土豆主粮化”战略。2016年,农业农村部正式提出,“到2020年,我国土豆种植面积扩大到1亿亩,主食消费达到30%”。如今,2020年即将过去,这一目标却并未达到。中国如今年均土豆消费数量仅为41.9公斤,每个月平均只有3.5公斤,和猪肉消费量相当。

  9月底至10月初,新京报记者连续走访土豆产地、市场及业内专家,深入探寻土豆“主食化”的前景,以及当前困境。专家表示,我国土豆产业发展空间广大,但目前仍存在四大难点需要解决,分别是脱毒种薯普及率不足、育种技术攻关较难、加工业仍有瓶颈、消费观念亟待改变。

  9月26日,甘肃定西小岔口村附近的一座名为“百泉”的农场中,2000亩的土豆进入了成熟期。2000多亩土豆,都是“原种”或一级“种薯”,价格比用来加工或直接食用的商品薯高出一倍左右。同一天,定西其他土豆种植区,商品薯的地头收购价为0.55元。

  甘肃定西国家级马铃薯市场,贩卖土豆的人们随着收获季的开始,忙碌了起来。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9月27日中午,甘肃定西将台村,村书记彭明海带着大家参观了一上午的土豆种植之后,在村里的农家乐招待客人,端上了一盘白水煮好的土豆。彭明海告诉客人,这是他们以前的吃法,“之前生活困难的时候,洋芋就是主食,到了吃饭的时候,煮一锅洋芋端上来,就是全家人的饭,条件好一点儿的,会有一小碟咸菜,一般人家,就只有一盘子洋芋”。

  村书记口中的“洋芋”,就是土豆。是的,作为南美洲的古老农作物,土豆传播到了全球,并在400年前来到中国。定西人把土豆叫“洋芋”,这个名字比起它的学名“马铃薯”,其实更符合古中国的命名传统。

  以土豆为“主食”,听起来似乎很“欧美”,其实,类似的故事在甘肃、陕西、内蒙、贵州等地都曾经出现过。就在数十年前粮食匮乏的时代,土豆曾是中国很多地方最重要的食物。彭明海说,定西人当年把“洋芋”叫“救命饭”。

  “其实在中国,土豆一直都是粮菜两用,没能在全国范围内成为纯粹的主粮”,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徐建飞说。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农田开垦、水利设施建设的发展,土豆的种植面积快速增加,尤其在东北、西南等地,发展迅速。大量沙地、丘陵、高寒山区、土壤贫瘠地区,成为土豆种植区。

  “相对于传统的粮食作物,土豆具有多种优点,”中国农业大学植保学院副教授王晓丹说,“首先,它非常耐寒,在内蒙、甘肃等高寒地区,一年中适宜普通作物生长的时间不足,但土豆可以正常生长。其次,耐旱,在缺水的山区、沙地,都可以种植。其三,耐贫瘠,对土壤肥力的要求不高。所以,这是一种潜力极大的作物。在过去粮食匮乏的年代,可以很好地补充粮食不足。今天的许多土豆主产区,比如甘肃、内蒙古,当年都有过以土豆为主食的经历。”

  土豆,这种富含淀粉、蛋白质,能够为人体提供大量热量的作物,从被欧洲人发现后,就快速成为了农田里的主宰。盛极之时,甚至成为不少国家唯一的主食。而新世纪以后,土豆的“粮食”功能,也在中国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到2007年,我国土豆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就已经跃居全球首位。此前10年,种植面积增长了30%,总产量达到7000万吨,到2010年,种植面积达到了7808万亩,总产量达到8154万吨。

  2013年,农业部组织开展土豆主食产品开发的研究。2015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国家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中国种子协会在京举办“马铃薯主粮化发展战略研讨会”,提出“土豆主粮化”战略。

  2016年初,农业部发布《关于推进马铃薯产业开发的指导意见》。《意见》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土豆种植面积扩大到1亿亩以上,适宜主食加工的品种种植比例达到30%,“主食”消费占土豆总消费量的30%。

  然而,2020年即将过去,当年的目标并没有实现,土豆种植面积、总产量并没有大幅度提升,只有单产稍有提高。从2015年的1.22吨每亩,提升到接近1.3吨每亩,这也是土豆总产量能够保持稳定的重要原因。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粮食统计中,马铃薯并非以产量来统计的,而是以“折粮”来统计的,“折粮”一般按新鲜土豆重量的五分之一算,这一算法至今仍在使用。“折粮的主要原因,可能就是和它的水分含量太高有关”,徐建飞说。

  王晓丹介绍,“普遍来说,土豆的含水量在70%到80%,这也意味着,土豆的干物质含量较少。”

  按照“折粮”的算法,2020年,全国预计9000万吨左右的土豆产量,其实只能算作1800万吨左右的粮食,相比其他粮食上亿吨的产量,差距显然还很明显。

  这和土豆的繁殖特征有关。徐建飞介绍,土豆是无性繁殖,土豆的块茎上有芽,切下来直接种到地里,就能够生长。但一代代留种之后,人们发现土豆的退化非常快,本来很好的品种,几代之后,就会表现得非常差,也很容易被病害侵扰。这是因为,土豆在生长中容易积累病毒,这些病毒不会对人产生影响,却会影响土豆自身的生长,使它更容易受病菌侵染而减产。

  比如土豆的晚疫病,一种毁灭性的真菌病害。至今,晚疫病仍是土豆种植中难以应对的风险。终于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种名为“脱毒”的技术诞生。

  9月25日,在甘肃定西香泉镇的一座马铃薯育种基地中,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在收获拇指大小的土豆种薯,在温室大棚里,还有无土栽培的种薯。这些种薯被种在一个中空的箱子上,枝叶在箱子顶上生长,根在遮光的箱子里垂落,没有沾染过土壤的根系洁白修长,小小的种薯就长在空中。补充它们生长所需的,是一种雾化营养液。

  这其实就是在“脱毒”:精心培养出的脱毒苗在栽培基质中种植,基质铺在悬空的种植盒里,全程不接触土壤,减少外界病毒侵染的风险。最后,在小土豆长到比拇指稍大的时候,就开始收获。

  这样培养出来的种薯,被称为“原原种”。农场主介绍,种薯一般有四级,原原种、原种、一级种、二级种。消费者买到的商品薯,通常是一级种或二级种种植出来的商品薯。

  据介绍,在定西,每年生产的脱毒原原种数量达到12亿粒,不仅供应国内种植者,还出口国外。但相比国内庞大的种植量,这个数字仍然很小。

  徐建飞介绍,在欧美土豆产业发达的国家,脱毒种薯普及率极高,有些国家甚至可以接近100%,但在我国,二级种以上的脱毒种薯普及率只有40%左右。

  徐建飞认为,普及率低,主要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有关。“在山东等地,脱毒种薯普及率很高,亩产接近3吨,最高能达到6吨左右,这和全球最高产量几乎持平。但西南作为我国土豆种植面积最大的地区,由于多是小户种植,小农户习惯于自己留种,而且经济能力有限,很难投入更多的钱去购买脱毒种薯。”

  脱毒种薯的普及,直接影响着土豆的产量。来自中国马铃薯大会上的数据显示,我国土豆单产平均为1.25吨,只有荷兰的三分之一左右。

  那么,在普及脱毒技术之外,是否还有其他方法提高土豆的产量呢?数十年来,我国玉米、小麦、水稻等粮食作物的增产中,育种技术居功至伟,在土豆增产中,是否能复制这一奇迹?

  事实证明,并不那么容易,在育种技术的突破上,土豆远不能和小麦、水稻等其他粮食作物相比。不仅中国如此,全球都是如此。

  “全球种植的土豆品种,很多还是100多年前培育出来的,100多年来,尽管又育成了很多新品种,但总体而言,没有出现根本性的突破”,一位从事土豆育种的科学家表示。

  王晓丹介绍,目前我国种植的土豆品种,主要是“荷兰十五”及其衍生品,这种最早在荷兰育成的土豆品种,因为早已经过了知识产权保护期而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广泛种植。

  徐建飞也认为马铃薯育种难度较大,他介绍,土豆育种的困难,和它是四倍体作物的四体遗传特性有关。“相对于水稻、玉米和大豆等二倍体作物,四倍体的马铃薯将具有优良性状的基因整合到一起的难度更大。在今天,随着分子生物学和基因组学的进步,分子育种技术进步很快,小麦、水稻等,可能两三年就能育成一个新品种,但土豆仍以传统杂交育种为主,要七八年乃至十多年才有望培育出一个优良新品种”。

  如果说脱毒种薯普及率低、单产低、育种难,影响了土豆的产量,那么,加工产业的滞后,则影响着土豆“主食化”的推进。

  怎样才算是主食?或许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如村书记彭明海那样,煮一盘土豆直接吃,自然是主食,但在今天,主食也是多样化的,各种各样的即食产品、半即食产品占领了人们的食谱,迎合着不同区域、不同口味的人们。

  土豆具有多种的营养成分,可以满足人体日常所需,在土豆产区,人们甚至普遍相信,以土豆为主食的人,不缺乏任何元素,也没有地方病。这固然是一种误解,但土豆确实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品。

  在土豆产业更加发达的国家,大部分土豆都被用来加工成即食或半即食产品。数据显示,美国马铃薯加工占到总产量的60%以上,荷兰超过47%,法国超过59%,英国超过40%,日本超过60%。但在中国,鲜食仍是最主要的食用方法。

  在定西国家级马铃薯市场上,新京报记者看到,已经有批发商开始出售刚刚收获的土豆,这些新鲜的土豆,会从这里出发,运往全国各地的终端市场,包括北京、广州、上海的菜市场、超市等。这些土豆,绝大部分将直接进入城乡居民的餐桌上,作为鲜食产品被消费,而作为加工产品原材料的只有极少部分。

  王晓丹说,“常规的煎炒烹炸,基本上都是鲜食。加工产品中,常见的也只有全粉、淀粉、薯条、薯片、土豆粉丝、粉条等几种,和其他粮食作物相比,土豆加工产品的种类和数量都远远不足”。

  早在2017年,中国农科院加工所就曾举办过土豆加工产品的展示,活动中展出了馒头、饼干、蛋糕、面条、米粉等200多种用土豆加工成的产品。在更早的时候,土豆馒头、土豆饼干等也曾进入北京、上海等各大城市的超市中。但到今天,这些产品仍是小众消费品。

  “我们在加工层面,还是有一定的瓶颈的,”王晓丹说,“和其他粮食作物相比,土豆加工,首先多一道脱水的工序,如果按照70%到80%含水量来算的线多公斤产品,这意味着,加工的成本更高,在市场上的价格也更高,和其他粮食制作的即食产品相比,它的竞争力显然会更弱。”

  同时,大量土豆涌入鲜食市场,造成价格下降,种植者收益减少,种植热情也相应降低。

  “我们的土豆产量全球第一,但鲜食市场消化不了那么多,出口渠道又很少,必然会损害种植者的利益。近几年来,我国土豆种植面积不增反降,这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王晓丹说。

  和土豆产业发达的国家相比,中国人日常消费土豆明显较低。数据显示,世界马铃薯人均消费前十的国家,年人均消费数量都在100公斤以上,数量最高的白俄罗斯接近200公斤,而中国的年均消费数量仅为41.9公斤,每个月平均只有3.5公斤,和猪肉消费量相当。

  “消费习惯是最难改变的,”王晓丹说,“几十年中,我们的消费习惯有了很大的变化,但食物结构上,变化并不是很大。在土豆上也是如此,那些以前就把土豆当作主食的地方,如内蒙古、甘肃、陕西等地,今天还有一部分人习惯把土豆当粮食,但绝大部分地区的消费者,仍把土豆当蔬菜。以前不当粮食吃的地方,现在还不当粮食吃;以前当粮食吃的地方,现在还在当粮食吃,但他们的粮食更多样了,消费的土豆反而变少了。”

  在甘肃定西,每年都会举行“马铃薯美食节”,仅马铃薯制成的美食,就已经出现过300多道。而当地的土豆加工厂,可以生产方便面、方便粉丝、营养粉等200多种即食或半即食产品。但同样的,这些产品也存在消费者认知不足、价格相对较高等问题。

  “马铃薯美食节”即将举行,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准备工作。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比如土豆淀粉馒头,很多年前就已经上市,但它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价格就是比小麦粉馒头贵,所以,怎么才能让人们接受?”王晓丹说,“消费结构的变化,取决于消费观念的变化,同样是小麦粉做成的,蛋糕比馒头贵,人们都能认可,但土豆馒头贵,能够接受的人就不多了,这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在欧美国家,人们习惯于消费各种土豆加工产品,但在我国,这样观念还远不够普遍。”

  数据显示,当前,全球小麦最高亩产已超过800公斤,玉米最高亩产超过2500公斤,超级稻的最高亩产超过1000公斤。

  2020年,疫情之后,新发展格局下,全球粮食安全已经引起了普遍的关注。在经历了数十年粮食增产的历程之后,粮食安全再一次成为全球议题。

  “科技推进的粮食产量增长正在进入平台期。”在定西举行的中国马铃薯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温福说。

  类似的观点并非第一次出现,早在2013年,就有美国学者表示,全球粮食作物产量已趋于稳定,增产潜力可能已达到极限。

  在这样的情况下,土豆,这个曾经改变世界的作物,其保障粮食安全的意义,再一次受到人们的关注。

  “在我国,土豆增产的潜力还非常大,”王晓丹说,“我国土豆的亩产,距离全球顶级水平还有很大的空间。同时,土豆是一种适应性非常强的作物,在全球大部分地方都可以种植,尤其是高寒、干旱、贫瘠的土地上,比其他作物都适应种植,扩大种植的空间也很大。”

  在规模化农业日益发展的今天,土豆同样适合现代农业的生产模式,在定西百泉农场,技术员告诉记者,不论是资金和技术的投入,还是田间管理,规模化种植都远胜于小农户种植,“相比小农户种植,规模化种植更精耕细作,产量更高,品相更好,市场价格也更高”。

  在育种方面,随着分子生物学、基因组学的发展,新的技术正在改变传统的土豆育种。2020年初,中国农科院宣布投入1亿元,启动多项联合攻关重大科研任务,其中就有马铃薯育种技术的攻关。

  此外,在加工、消费等方面,土豆版图拓展的空间同样巨大,王晓丹说,“这些年来,土豆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虽然还存在不少问题,但前景仍旧非常广阔,我们的加工业发展时间还很短,规模也还很小,我们的人均消费量,也远低于欧美国家。所以,土豆产业的发展,需要政府、科研机构、社会力量的大力推动,使土豆产业链条中的各个环节,包括育种、储藏、加工、消费等,都能够弥补短板,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