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组喜剧搭档的自白

　　“笑”这个动作很简单，让别人笑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临近岁末，我们邀请到在《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第二季（下文简称为“喜剧大赛”）中脱颖而出的三组喜剧搭档，听听这七位演员是怎么铆足了劲儿逗我们开心的：

　　在舞台上，土豆和吕严的默契配合如同一对“双胞胎”，而在他们自己看来，彼此共通之处不外乎是在吃上的共同爱好，以及“我觉得好笑的东西，他也觉得好笑”。

　　去年的《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土豆自认为表现得“勉强还行”，在正式参加第二季之前，他给自己的心理预期是“写个两三期应该没什么问题”，但真正回归喜剧大赛的舞台，还是拿出了一种“视死如归的勇气”。

　　再一次参加喜剧大赛，土豆的感受却是全新的。“第一季前几期录制时候节目还没播出，我们都是按自己想法来创作，现在经常会考虑到观众想看什么、喜欢什么，因为观众也变得更专业了。”

　　这其中最明显的变化来自土豆家人的反馈，“去年的作品比如《父亲的葬礼》《大巴车上的奇怪邻座》，他们看不懂那种很原始的笑点，就跟我们看现代艺术的那种迷茫一样——不明觉厉。不过今年所有的作品父母都看懂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变化”。

　　回看这两年走过的路，土豆觉得除了表演的技术之外，克服压力的能力也在提高，“感觉没有什么可以击溃我了。”

　　“每轮比赛的周期大概是二十几天，预留出服装和置景的时间，每次演完之后就紧赶着研究下一轮的角色了。”创排的过程越来越困难，越来越充满挑战，但越是在紧张的环境下，反而越需要松弛感，“不仅是说表演松弛，我发现创作也得松弛”。

　　初出茅庐时的横冲直撞反而让自己的思绪更开阔，就像他灵光乍现时写出的《大巴车上的奇怪邻座》，“这个作品里没有明确的人物塑造，即便是现在都没法用正常的逻辑去理解大巴车上的这两个人，那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灵魂般的原始喜剧冲动”。

　　《天台告白》的表演结束后，土豆在舞台上和大家分享了自己这个理工男的文艺心，家人也接受了他的选择。“父母还是传统思维，在他们的理解中，文艺工作就一定会有剧团、有团长，说要给我邮烟什么的，让我送给剧团团长。”

　　而父母眼中的这个“团”，让土豆过足了喜剧的瘾，“节目组给你最好的资源，帮你定穿什么服装，表演老师为你协调形式和人物，你只要想干啥干啥就行了”。比赛结束后，他希望能回趟成都，见见朋友吃吃饭，喝喝酒遛遛弯，“我是参加这个节目时长最长的选手，把所有瘾都过完了，我已经很满足”。

　　拍摄当天，吕严是最早开工的，我们约在化妆间，他吃着自己喜欢的早餐，打开了话匣子。拍摄时的他自在、随性，并不会因为面对时尚摄影师的镜头而感到拘谨，“我这个人很难不放松”。

　　但把话题拉回喜剧大赛，话语中的紧张感还是从他口中不自觉地流露出来，“在其他舞台上表演的紧张程度，都比不上在喜剧大赛里面的小展演，这是我们所有参加过的人的共识”。

　　第一季结束后，吕严参加了几场地方卫视的晚会演出，却依然渴望着重新回到喜剧大赛，这里是他想要抓住的一根稻草，检验自己的能力，给32岁的自己一个交代。即使经过了上一季的历练，但站上第二季的舞台仍比他预想的困难。“因为观众对你有先入为主的印象，会有预期值，其他选手的节目也许能放平心态去看，而我们起码得过了他们心目中的及格线。”

　　对观众而言，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新的期待，而对于创作者而言，每个作品都可能是未来创作路上的阻碍。“我们想去避免重复以往的东西，探寻喜剧的可能性。这就像是一条划分了和过去的界线，我们试着去找到这条线的位置。”

　　虽然比赛中充满了未知，但能够和土豆再次搭档、顺利完成每一次舞台表演，都是令吕严感到最快乐的事。“有些人说我这一季提升特别大，提升的动力和原因就来自于看到那些优秀的演员，去学习他们身上宝贵的东西。”他希望自己能通过第二季完成一种质变，“去年的我就是非专业选手，凭着自己的喜剧直觉来表演，但今年想变成一个专业的人”。

　　专业，同样发生在心态的转变上，他觉得去年登台之前的自己太过“泯然众人”，更想让大家认识和记住；而如今，吕严在喜剧演员的身份上有了更多的归属感，“现在的我更希望成为一个角色，因为我站在一个演员的位置上”。

　　鑫仔与张哲华都是鞍山人，但在此之前的生活轨迹却完全不同。在被称之为“刘波er”以前，鑫仔做过会计、开过澡堂，也说过脱口秀；而张哲华则是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的科班演员，是都市剧中的阳光小生。这种反差形成了创排中的互补，成就了《少爷和我》，也成就了他们自己。

　　对于绝大多数关注喜剧大赛的观众而言，看到鑫仔的脸，第一反应便是他饰演的“刘波er”一角：“我知道这可能会被大家记住，可是没想到把我的名字整没了。”他调侃道。几轮比赛下来，从少爷刘波er、警察刘波er，到楚留波er，这个无心插柳的名字却成为了表演舞台上的定海神针，“我们先有了龙傲天这个高高在上且有点目中无人的名字，之后就想起一个可爱点的做出反差，才有了刘波er的诞生”。

　　“喜剧就是喜剧，不像正剧那么讲逻辑，有时就是需要灵光一现。”拍摄当天恰逢创排，鑫仔一直写到凌晨，只倒头睡了几个小时，一觉醒来还是把熬夜写的稿子删掉了。实际上，鑫仔去年就以编剧的身份参与过喜剧大赛的第一季，对创排时的紧张和焦灼深有体会，经受过被一次次被否定、一次次重头再来的压力，却也享受这种全情投入的专注：“虽然在高压的环境下创排，但在这个环境中你只需要关注这一件事，其他的完全不用考虑，这个机会很难得。”

　　在剧本的创作中，鑫仔习惯于把本色带入角色，“《德古拉和我》中的二哥是热情版的自己，《警察和我》中的刘波er又是穷横版的自己，这样演出来的效果特别自然”。把自己写到角色里，再进到角色中表演，“排练的时候会调整台词、节奏、动作、走位啥的，真正到台上那天就是进入角色了，剩下的就什么都不管了，后来好像也还行”。久而久之，观众们习惯了在舞台上看到鑫仔那种“刘波er”式的表达，而他也毫不介意大家对他的称呼是真名还是角色名，“如果有人看见我了，喊我刘波er，我知道他是在叫我，我也知道他把作品里面的人投射到了我的身上，把我等同于作品中的角色，这是一种挺复杂的情绪，我觉得挺有意思”。

　　抛开所谓的名气，鑫仔从转行的第一天起就觉得自己赚了，他也曾后怕“如果澡堂子生意一直很好，可能就接触不到喜剧了”。当看到台下观众因他开怀大笑时，这种感觉是之前从事的任何工作都无法比拟的，就像他形容当初在沈阳演出结束后等待回家的火车时，“天空中飘着零星的雪花，风一吹虽然特别冷，但我感受到的是爽，一种透心的爽”。

　　表演专业科班出身的张哲华出演过不少正剧，不过如他所言，“表演有很多种，好比菜有很多种，而我喜欢种大萝卜”，之前的一次真人秀比赛让他发觉到了自己的幽默潜力，来到喜剧大赛后，无论是展演还是舞台上的正式演出，他享受着观众给出的即时反馈，每一次笑声、每一次欢呼，都能让他获得表演的能量。

　　然而他的喜剧大赛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光是匹配合适的搭档就用了近三个月的时间，内心充斥着沮丧和悲观，像是面对一场看不到希望的“赌局”。直到遇见了鑫仔，他真正感受到这是一个能立住的组合——“我们拿着《少爷和我》的初本在舞台上试了一下，感觉特好，炸了。因为刘波er那个名字，只有鞍山是这样的口音，他一说完我马上就能复制出来。”

　　从外形上看，《少爷和我》中龙傲天的设定仿佛是为张哲华量身打造。但要诠释出既傲娇又霸道的管家形象，还不能让观众排斥，这其中对度的把握非常关键。他从以往的表演经验出发，重新调校了这个角色，“龙傲天这个人物中的霸总台词，我要史无前例地把它念出来，分寸不好掌控，多一点，少一点，都会让观众觉得难受”。在他看来，喜剧比正剧难演，“我越学习越发现，让人笑是很难的一件事，需要非常丰富的生活经验，还有一直要与时俱进，关注社会各方面的新闻消息，才能带入观众的感受，你才能知道观众想看什么”。

　　当节目接近尾声，回看整个比赛的经历，张哲华觉得这种感觉很像小时候吃冰棍，不忍心大口咬吃完，一点点舔舐，虽然很凉，但味道是甜的。而在这种慢慢接触、学习、理解的过程中，作品的成功赋予了他更强大的自信，即便在每次上场之前还是会手心出汗、手背发麻，但只要张嘴说出第一句台词，马上就会回归到淡定的状态上来。“不管是这个舞台还是屏幕上，大家记住的其实往往是人物，因为演员要藏在角色后面。我希望大家记住我的名字是龙傲天、是警察、是吸血鬼德古拉。”

　　在合作中，张维伊像是个大哥哥推进着团队的流程，左凌峰会在表演上做重点把控，而刘同则着眼于捋顺每个故事的叙述逻辑。喜剧大赛让他们卸下了30+的年龄焦虑，至于未来，无论是否继续走喜剧这条路，“我们三个肯定还是在一起”。

　　就像队名“某某某”，在参加喜剧大赛之前，他们或许只是话剧舞台上等待被观众认识的三位演员，特别是对去年迎来三十岁的左凌峰而言，“三十岁的年纪突然让我开始思考人生了，我接下来是要重复自己，还是要寻求更多的可能性，到了而立之年却感觉没立住，工作也一度停了下来，这是我最大的焦虑”。

　　走上喜剧的舞台，左凌峰有了与之前完全不同的表演体验，从第一季的跃跃欲试到第二季成为正式选手，“更多的是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门，要适应最短的时间内贡献最多的笑点，不然观众会疲劳，会失去耐心”。

　　在追求观众的笑声之外，某某某的喜剧风格中也暗藏着更为深刻的情感共鸣，比如在《遇人不赎》结尾的抢救情节，他们略带话剧风格的表演反而成就了这种看似颇为“陡峭”的含义转变。

　　剧本一直改到录制当天的凌晨5点，好在与朋友们的并肩作战让创作环境变得有趣而纯粹，“喜剧是共创的结果，它不是一个人的智慧，而是一群人的智慧。一个好的作品，绝不是说仅仅靠着一个编剧或者一个导演就能完成的，一定是一群人的集思广益，再进行组合而形成的，是这样一种创作氛围和环境下的成果。当大家都是在为了一件事情而努力，就会让我感觉创作的初衷和动力特别纯净”。

　　“能够参与到这节目中，出乎意料地走到现在，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幸运的事，”克服了年龄的焦虑，打开了创作的新境地，左凌峰的心态也变得豁然开朗，“喜剧和戏剧是相通的，都是讲故事的一种角度和方法，喜剧我们能演，正儿八经的戏也能演，未来想做的事情可能会更多”。

　　刘同毫不避讳地坦言，某某某中的三位都是喜剧大赛第一季中的淘汰选手，节目播出后，看到同一个戏剧社的好友和同事们在舞台上释放的感染力，他们又一次点燃了自己参赛的热情。“本身一开始都想以两两组队的形式，一起往里冲，谁能进都是好事，也没想过三人组，但最后因为维伊搭档的档期问题，某某某阴差阳错地出现在了观众面前。”

　　接触刘同的一瞬间，你便能感觉到他话语中流露的诚恳，“我们现在也很难拍着胸脯说，我们三个就是喜剧演员”，翻看以往的经历，对于某某某而言，与喜剧表演的交集无不是一些故事先行的轻喜剧，刘同在一开始便感受到了这种差别。

　　“喜剧演员需要特别强的个人特点和个人魅力，一上来观众看着你就想乐，但话剧的训练是要演员躲在角色后面的。”意识到差距，要想在比赛中脱颖而出，就必须下更多的力气，从贴近生活的《排练疯云》，到用方言口音征服观众的《饭局往事》，故事的生发来自于每个人生活中最稀松平常的小事，经过他们富有舞台感的演绎，为细节编织出戏剧感，夸张的表演成为观众眼中某某某的特色。

　　“我们三个认识时间太长了，互相之间有默契，了解对方的性格特点是什么，什么时候该哄一哄，什么时候让着点，什么时候谁又来劲，但是事实上我们有真正矛盾的地方很少，只要是有道理、能说服我，我们就能接着做下去。”

　　在三个人中，刘同的心态是最好的，至少没有因为比赛产生太多紧张和压力，“喜剧大赛，不是戏剧大赛，笑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但事实上喜剧是包含在戏剧门类里面的，喜剧是戏剧的一部分，我们没有把自己框在戏剧演员的设定中，同时也希望自己可以演好喜剧，也可能是平常确实演喜剧的次数很少，但是倒没什么，这是我们应该去完成、去进步、去吸收的”。而说到比赛结束后的愿望，刘同也非常实在地告诉我们，“希望喜剧大赛给我带来的这么一点点的热度，可以为我换来一辆摩托车”。

　　“跟话剧比，喜剧的时长大大压缩了，在15分钟左右的时间里需要讲一个很精致的故事，还要好笑，而且就是专门为了好笑去创作节目，这就很难”。

　　将《排练疯云》正式搬上舞台前，张维伊已经与队友一起学习了近四个月喜剧课程，不停摄取新知的过程意味着要打破自身原本在表演方式上的一些坚持，光是转变思路、跟上节奏就花了不少的功夫，“在与其他队伍合作创排的环节中，我们发现自己和专业的喜剧演员之间在思路上完全是两个概念，他们会是包袱先行，台词的感染力就完全足够，而我们的剧本需要加上我们的表演，才能展现出喜剧的笑点”。

　　剧本改了七八次，才有了《排练疯云》的初具雏形，直到第一次展演，他们发现在场的很多观众是能够接受这种表达的，用他的话说“观众乐出来了，就说明我们的方式没有出现太大的偏差”。即便有时回看节目时自己还会纠结于那些略显“话剧”式的表达，“我能看出来确实是使劲儿了”。

　　“使劲儿”是他们认为自己在表演上不够松弛自如的表现。台前，让观众笑是最重要，而回到幕后，张维伊对自己在舞台上的每一处细节都有着十分清醒的认知。有的作品就算收获了导师和观众的积极评价，但他依然会觉得有遗憾、有粗糙的地方，“如果再有时间排练一下的话，效果可能会不一样。或许这样调整一下会更好，或许那里再松弛一点会是另一种效果”。

　　张维伊把三十岁视作一个临界点，从那一刻起，他能明显感觉到时间的加速流逝，说不上来为什么，也可能是近三年时间里，他始终没有停下工作的脚步，更不用说2022年几乎把心思全部扑在了喜剧上，“这一年真的是给我留下了不可复制的记忆，痛并快乐着，当然也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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